现在，我国物流成本过高的原因已比较明确，流通成本主要高在交通成本，包括过路过桥费以及各个地方部门自设的收费等。此外，农民是弱势群体，在中间商面前缺乏谈判能力，中间商通过流通来牟利，最后通过层层加价到了餐桌上。

      治理物流顽症牵扯到多个部门，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出台综合、系统治理举措。与此同时，有关政府部门还应考虑，是谁在与民争利，是地方政府还是某些垄断型企业？是哪些部门涉及流通领域监管，有没有监管缺位？希望政府能借助稳定物价的契机，解决部门间协调问题，真正下决心把物流成本降下来。例如可以由政府来建立信息化平台提供给中小企业使用，减少企业设立信息化平台的成本，同时提高整体运力。

      更重要的是，国家部门和地方政府对降低流通成本所做的努力，要避免“临时性”和“应急性”。我们要逐步避免带有部门和地方各出政策的明显的“人治”色彩，去寻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“法治”路径。这里面既涉及商品流通企业制度监管，也涉及主要行业产品评价标准的完善和制定，还涉及信息平台的建立、中间市场的培育等，也就是说，要建立完善的商品流通法规体系，“法治”才能治本

      此外，我们需要改革和完善流通体制，发展大物流产业，让市场之手降低国内流通成本。

      总体而言，目前中国的物流交通组织方式落后，基本以中小企业为主，而国外一般都在一国之内形成几家大的运输公司，由此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链。这些大公司可以利用信息化手段来调配车辆的运输情况，而在我国运输能力有40%是空载状态，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出去的时候是超载，回来是空载。